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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7年7月，上海虹桥宾馆，毛泽东与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谈到建军40周年纪念活动。
据有关回忆材料记载，杨成武汇报完安排后，提到有人建议把建军节从8月1日改到9月9日。
毛泽东听后当即表示反对，认为这种改动没有道理。
杨成武解释，9月9日是秋收起义的纪念日，同样具有重要意义。
毛泽东的态度却很明确：“秋收起义重要，但不能代替南昌起义。
”在他看来，纪念日不只是一个日期，更对应着人民军队从哪里起步、由谁创建、为何而战这些根本问题。
这个分歧，不能脱离1927年的历史背景来理解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国民党反动派大规模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
共产党人很快意识到，单靠政治宣传和群众运动，已经无法应对武装镇压。
军队问题，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。
8月1日凌晨，南昌城内枪声响起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的武装起义由此展开。
南昌起义的直接领导者是周恩来，贺龙、叶挺、朱德等人掌握着重要部队，刘伯承负责军事参谋工作，聂荣臻参与争取部队，叶剑英则在关键时刻传递情报、协助叶挺和贺龙脱离险境。
后来成为开国元帅的几位将领，此时都还处在革命道路的早期阶段，却共同构成了起义的骨干力量。
朱德当时的职务并不显赫，却有着在旧军队中的人脉和威望。
起义前，他设法联络滇军军官，争取能够调动的力量。
贺龙则已经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，拥有较强的部队基础。
面对部下的疑虑，他把选择摆在众人面前：“要么离开，要么跟着革命走。
”这番话并非豪言装饰，而是当时军人必须面对的现实抉择。
叶挺部队的加入，同样来之不易。
叶挺独立团长期受到共产党影响，后来成为第二十五师的重要基础，但师内成分复杂，能否参加起义并无绝对把握。
聂荣臻受命开展工作，多方联络，终于争取到第二十五师的相当部分力量。
南昌城中的行动，正是这些分散力量共同配合的结果。
起义部队后来南下转战，虽然没有立即建立稳固根据地，却保存了一批经过北伐战争锻炼的骨干。
朱德、陈毅率部辗转到达湘南，之后上井冈山，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。
那支被称为“南昌起义留下的火种”的队伍，人数虽少，作用却极为关键。
毛泽东并未在南昌现场指挥起义。
1927年8月1日，他在武汉参与发表中共中央宣言，随后参加八七会议。
会议于8月7日在汉口召开，毛泽东提出必须重视军事斗争，并留下了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”的重要论断。
此后，他回到湖南，组织秋收起义。
9月9日爆发的秋收起义，公开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，探索了由工农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新道路。
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但它与南昌起义承担的历史任务并不相同：前者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一次重要探索，后者则打响了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。
1933年6月30日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作出决定，将8月1日确定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。
1933年8月1日，中央苏区举行了纪念活动，并组织阅兵、宣誓、授旗等仪式。
此后，8月1日逐渐成为人民军队共同认可的节日。
有意思的是，八一建军节的确立，并不是后来人为挑选的一个象征日期，而是同一段武装斗争的起点紧密相连。
它纪念的不是某一位将领的个人功劳，也不是一次战斗的胜负，而是共产党开始独立掌握武装、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转折。
1961年庐山会议期间，毛泽东曾谈及南昌起义的意义。
他特别强调，周恩来等人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，后来的革命队伍不能忘记这段历史。
周恩来参与编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时，也曾有人讨论应当如何表述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关系。
谭震林指出，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力量后来上了井冈山，成为根据地的重要支撑。
所以，1967年那场关于节日日期的争论，表面看是改不改日期，实际关乎人民军队历史源头的认定。
秋收起义有秋收起义的地位，南昌起义有南昌起义的分量。
把两者混为一谈，才是毛泽东所说的“瞎胡闹”。
直到后来，8月1日仍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保留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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